蒲慕明 
  
　　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所的蒋辉、郭炜、梁新华三位同学的论文被《细
胞》杂志接受了（指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 究生院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研
究小组在2005年1月14日出版的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编者注）。
国内的工作在《细胞》杂志上发表，25 年来还是第一次。
　　三位同学工作之努力是很明显的，饶毅老师的指导也很有功劳，但主要的成功
还是实验工作的成功。在实验科学界常常有人说，“设想不 值钱，实验最值钱”。设
想大家都有，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谁把实验工作做成功、
做完整，谁就有主要贡献，谁就可以达到《细胞》杂志 的标准。
　　我看很多实验室的课题，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被自己的数据信服，对自
己得到的结果常常不够有批判精神。一般的课题，开始时总 有一个基本现象，根据
这个基本现象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就围绕这个假说做实验。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有些数据很合你的假说，有些数据不合，常有的做 法就是把不合的数据放
在一边，合的就相信了，认为自己的假说果然被证实，而且继续朝原来的方向做下
去，有反证也不认真对待，这到最后很可能走上歧途，因为 你的假说可能有问题。
　　我们常常强调要出好文章，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现在，几十年社会运动遗
留下来的浮夸风，在科学界仍然盛行。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 世界领先，有多大突破，
对社会有多大意义。我们要做一个榜样，把不浮夸、脚踏实地、严谨地做科学的态
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 义。
　　我们有没有社会良心？是不是只为了自己成名成家出好文章？我相信不是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工作，从长远来说自然会有社会意义， 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工作
很容易联系到神经系统疾病、退行性疾病等问题。工作做严谨了，自己相信，别人
也相信，到这个时候做出与疾病相关的、有突破的工作，才 会有人认真对待，才能
真正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树一个大旗，说我们要解决早老性
痴呆、帕金森氏病。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不 愿意解决这些问题，而
是条件还不成熟。
　　我们有些科学家动不动就为自己的项目向国家索要大笔的经费，没有想想做这
种研究到底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一些 基本功都不具备的实验
室投入大量资金，这对社会是多大的浪费！我想提醒这些科学家，去看看我们社会
现在的情况，看看农村的情况。你买个大仪器放在实验室不 能好好用，这笔钱可以
养活多少困苦的农民？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浮夸，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好好做科学，
是我们做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
　　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些心里话。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对社会上的事情不
关心，看到的就是上海、北京繁华的一面，心里盘算的都是自己实验室、工作上的
事情。作为一个科学家，关在门里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吗？
　　这不是唱高调。有时候我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发展有些阻力，但是几
千年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就是不能只顾自 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到现代，“五四运动”以来要民主、要科学，这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是推动社会
进步的动力，这个传统应该继承下去。而且最重要的不 光是批评，要求别人做好的
事自己首先要做好。
　　现在大家不满的事很多，批评的事很多，对自己的要求却不够。我经常会听到
一些科学家说：“腐败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上亿元的钱很 容易地就被浪费掉。现
在政府愿意投资科学研究，这些经费不拿白不拿。如果你不拿这些经费，同样会被
别人浪费掉”，“与社会上可见的腐败相比，科学家用科研 经费款待朋友、公费旅游
等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从科研工作上讲，在神经所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
象，有些经费被轻易地浪费掉，只是因为我们在开始实 验前没有认真的思考与计划，
在订购仪器前没有认真考虑购买的必要性和仪器的使用率。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开始。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
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如果我们自己都腐化了，我们还能 期望我们的社会不腐化
吗？现在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圣人”、“烈士”，而是绝大多数人能
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让我们从争做神经所的“好所 民”开始，然后尽可能地去影
响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在科学界、在这个社会成为好公民。
　　（蒲慕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外籍所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神经生物学讲座教授，柏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神经生物学讲座教授。本文
根据他最近在中科院神经所全所大会上的讲话编辑整理。）